我中了社会的毒：唯有金钱是解药

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中毒很深，是在二零一六年的秋天。
那天我蹲在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外的花坛边上，手里攥着一**刚打印出来的缴费单，单子上的数字是四万八千六。阳光很好，透过住院部的玻璃门照进来，落在我面前的台阶上，明晃晃的，刺得人眼眶发酸。我的父亲躺在十二楼的心脑血管科，脑梗，半边身子不能动，说话也不利索。他年轻时候是厂里的八级钳工，手底下出来的工件零误差，那时候他拿我们家的搪瓷缸子敲着我的脑袋说：“手艺在身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”
现在他躺在病床上，走不了了，怕的是再也站不起来。
缴费单上的数字我没太看清楚，但我知道账户上的余额快见底了。我掏出手机，翻了一遍通讯录，从A翻到Z，又从Z翻到A。五百多个***，同事、前同事、酒肉朋友、点头之交，我愣是没找出一个能让我理直气壮开口借两万块钱的人。不是他们没钱，是我张不开嘴。我怕被拒绝，更怕不被拒绝——那些平日里嘻嘻哈哈、称兄道弟的人，万一真的借给我了，这人情债我拿什么还？
最后我点开了大学室友老侯的对话框。上个月他刚在朋友圈晒了二胎，配文是“压力山大，但幸福满满”。我发了条信息：“哥，手头宽裕吗？老爷子住院，差两万，倒开手就还你。”
消息发出去了，像石子扔进了枯井。等了十分钟，没回音。我盯着屏幕，看着“对方正在输入”闪了几次，最终归于沉寂。我把手机揣回兜里，也没再看。
那天下午，我跑回了公司财务科，硬着头皮申请预支半年工资。财务总监是个四十多岁戴金丝边眼镜的女人，她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不懂规矩的实习生。她说：“小李，公司没这个先例，除非你愿意签一份内部借款协议，利息按年化百分之六算。”
我签了。
拿着那张盖了公章的支票走出办公楼的时候，天已经擦黑了。马路上车水马龙，尾灯连成一条流动的血河。我站在天桥上，看着底下汹涌的车流，忽然想起刚毕业那年。那时候我在一家报社做实习记者，一个月拿八百块稿费，穷得吃了一个月泡面，却觉得自己怀里揣着理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