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给前夫生了个儿子，他新婚妻子笑了

所有人都骂我，心比天高不安分，跟野男人跑了。

他们说得对，也不对。

我是走了，可没人知道，我给周卫东生了个孩子。

五年了，这秘密我捂得像个一直不愈合的伤口。

直到我在卫生所，遇见我离婚五年的**。

他新娶的媳妇挽着他的胳膊，笑声甜得像蜜：“我们打算今年要个孩子。”

而我，正捏着儿子的挂号单，指甲掐进了掌心。

我本以为这个秘密会烂在肚子里，直到他偶然撞见和他眉眼如出一辙的男孩。

他嘶哑地质问我：“这孩子......到底是谁的种？”

我看他新婚妻子瞬间煞白的脸，慢慢弯起了嘴角。

“反正......也轮不到你来养。”

1

冬冬咳得小脸通红，滚烫的额头贴着我脖颈，小手软软地揪着我的领子。

我抱着他坐在镇卫生所的长木椅上，手无意识地摩挲着病历本。

上面“先天性哮喘”五个字，像烧红的烙铁，烫了我五年。

“林冬冬家长。”护士在走廊尽头喊。

我赶紧抱着冬冬进去。

老大夫推了推老花镜，把听诊器从耳朵上摘下来，眉头皱成个川字：

“娃这病，好像比上回严重多了。夜里喘不上气了吧？”

我点头，喉咙发干。

“得去省城大医院。”老大夫叹口气，“镇里药不管用了。再拖下去，娃要遭大罪。”

“那......得多少钱？”

“光检查，这个数。”他伸出巴掌，“要是住院，没个一两千下不来。”

我眼前一黑。

一两千。

我在纺织厂踩缝纫机，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五。

****，得攒四年零七个月。

走出诊室时，天阴得厉害，就像我的心一样。

我背着帆布包，里面装着冬冬的药，还有他最喜欢的铁皮小青蛙。

这青蛙漆都磨秃了，但他说等他不喘了也要像小青蛙一样蹦。

刚出卫生所大门，雨就泼下来了。

我赶紧把冬冬裹进外套里，跑到路边等公交车。

雨太大了，路上一个人都没有。

冬冬在我怀里动了动，声音又细又弱：“妈......”

他浑身滚烫，我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
一辆吉普车缓缓停在我面前。

车窗摇下来，露出周卫东的脸。

五年了，他还是那副样子，只是副驾驶座上坐着个人。

他那个在县文化馆工作的新媳妇，刘玉梅。

她往周卫东身边靠了靠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嘴角扯出个笑：

“哟，这不是秀秀姐吗？”

周卫东没看我，眼神落在前方的雨幕里。

“咋淋成这样？”刘玉梅声音柔得能滴出水，“孩子病了？”

我抱紧冬冬，没说话。

刘玉梅摇了摇他胳膊：

“卫东，是秀秀。她孩子看着病得不轻，咱们捎一段？”

周卫东皱了皱眉，开口，声音硬邦邦的：

“你搭理她干啥？走！”

车轮碾过积水，泥水劈头盖脸浇了我一身。

我背过身去护住冬冬，再抬头时，车已经消失在雨幕尽头。

冬冬在我怀里咳起来，小脸憋得发紫。

我蹲下身，摸他额头，烫得吓人。

雨越下越大，砸在地上噼里啪啦响。

就像五年前的那场雨。

那天周卫东他娘盘腿坐在炕上，把一沓钱和一张照片推过来，

照片上是十年前的批斗会，我父亲低着头。

“这儿是五百块。卫东正要提干，政审卡在最后一关了。”

她顿了顿，磕了磕旱烟袋：

“秀秀，你爹那案子，是说不清。可卫东的前程，是看得见的。可要是背着你家这个污点......”

我指甲掐进掌心，印子深得见血。

最后我说：“成。”

当天下午，我便演了场戏。

在他战友面前，我说我过够了穷日子，找着更有本事的了。

周卫东当时看我的眼神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

像是什么东西，在他眼睛里，咔嚓一声，碎了。

后来，他和刘玉梅的婚事传到我耳朵里。

都说男才女貌，门当户对，是领导撮合的好姻缘。

而再后来某个清晨我晕倒了，再次醒来我在镇卫生所，被确诊怀孕了。

身后小护士追了出来，声音打断我的回忆。

是卫生所会计说：欠费八十七块三，三天内不交，药就停了。

冬冬又咳起来，每一声都扯得我心口疼。

我从里衣兜儿里拿出来一张纸。

这些年我再难得时候，这个号码都一直记在纸片上，从来没打过。

指尖悬在公用电话按键上，抖得厉害。

我按下号码。

电话那头传来周卫东的声音：“喂，哪位？”

我没出声，匆匆挂断。

听筒里最后一声“嘟......”，我还是没有告诉他。

2

雨停了，我把冬冬送回我出租房里。

睡着的他眉头还皱着，小手攥着我的食指。

他迷迷糊糊地说：“妈，我想吃你蒸的鸡蛋羹。”

我亲了亲他额头：“好，妈明天给你蒸。”

离开出租房的时候，天已经擦黑。

我骑上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自行车，赶到纺织厂。

我在这里做挡车工快三年了。

车间主任赵大姐人不错，偶尔让我把厂里瑕疵布头带回去，给冬冬缝衣裳。

今天刚换好工装，赵大姐就急匆匆过来：

“秀秀，厂办三楼小会议室，领导晚上有接待，人手不够，你去顶一下。”

“我？”我低头看看自己，“赵姐，我不行的......”

“就端个茶倒个水，放下就走。”赵大姐把托盘塞我手里，“那边催得急，帮个忙。”

托盘上是两瓶白酒，我认得，是茅台。

我知道这一瓶顶我小半年工资。

走到小会议室门口，我深吸口气，推门。

烟味和茶味混在一起冲出来。

会议室不大，灯开得亮，我看清了里面的人。

周卫东坐在主位，穿着崭新的中山装，胸口别着钢笔。

旁边还有几个不认识的男人，看样子是县里的干部。

“哟，新来的？”有个胖领导眯着眼看我。

我低着头，把酒放桌上转身就走。

“站住。”

周卫东的声音从主位传过来，我后背僵了一下。

他抬眼看向我。

“现在改行端茶送水了？”他声音不高，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，“当年拿了钱，没置办点好行头？”

胖领导愣住了：“周主任，认识？”

周卫东扯了扯嘴角，笑意没到眼睛里：“一个见钱眼开的货。”

会议室里响起几声干笑。

有人打圆场：“周主任说笑了，这......。”

我没吭声，拿起托盘要走。

“让你走了？”周卫东放下茶杯。

他站起来，走到我面前。

“缺钱？”他从内袋掏出一个信封，扔在托盘上。

“这里有五百块。”他俯身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只有我能听见，“但有条件，你明天来我家我告诉你。”

我手指收紧，指甲抠进托盘木头的毛刺里。

“地址你知道。”他顿了顿，每个字清清楚楚钻进我的耳朵里，“你这种女人不会拒绝钱吧？”

脑子里闪过冬冬憋紫的小脸。

还有那条信息：三天内，八十七块三。

我盯着那个信封。

牛皮纸的颜色，和当年他娘推过来的那一沓，一模一样。

尊严这东西，五年前我就卖过一次。

不差这一次。

我伸手拿起信封，边缘硌着掌心。

“成。”我说。

周卫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

他盯着我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，很快又暗下去。

3

第二天我去那栋县委家属院的小楼。

刘玉梅像是铆足了劲要给我个下马威。

她指着客厅墙角那台蒙着布的大件玩意儿。

“喏，把那台缝纫机给我搬二楼去。”她翘着腿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打着毛线，眼皮都不抬，“我屋里那窗帘旧了，扯了块新布，正好用得上。”

我看向墙角那是台老式的“蝴蝶牌”缝纫机，铸铁的机身看着就知道分量不轻。

一个人搬上楼，几乎不可能。

“这......我一个人怕搬不动。”我实话实说。

“搬不动？”刘玉梅停了手里的活计，嘴角扯出个讥诮的弧度，“秀秀，听说在纺织厂，几十斤的布捆你都扛得动，现在装什么娇气？还是说，”

我没接话，走过去，我蹲下身，试了试重量确实沉。

我咬着牙，一步一步往楼梯挪。

刘玉梅依旧坐在沙发上，毛线针穿梭，像是看一场与己无关的戏。

搬到楼梯中间拐角处，我一脚没踩稳，身子晃了一下。

缝纫机沉重的底座猛地磕在楼梯扶手上，发出“哐”一声闷响。

“你小心着点！”刘玉梅立刻叫起来，丢了毛线针站起来，

“这楼梯扶手是新刷的漆！弄坏了你赔得起吗？”

就在这时，书房门开了。

周卫东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个文件袋，看样子要出门。

他看见楼梯上的情形，脚步顿住了。

“你让她搬这个？”他开口，声音听不出情绪。

刘玉梅立刻换了副表情，带点委屈：“我想着把旧窗帘换了，用缝纫机自己做省点钱......谁知道她这么不小心。”

周卫东没说话，走过来看了看。

我别开脸，用手背抹了把脸上的汗。

他沉默了几秒，忽然弯下腰抬起缝纫机。

“让开。”他对我说，声音依旧没什么起伏。

我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地往旁边挪了一步。

他没再说话，一个人就把那台缝纫机抬上了楼。

楼下，我和刘玉梅都僵在原地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下楼来拿起刚才放在茶几上的文件袋，径直朝门口走去。

经过我身边时，脚步似乎微微顿了一下，但终究什么也没说。

门“哐”一声关上。

4

晚上十一点，刘玉梅睡了，周卫东还在书房。

我溜进厨房，把带来的中药倒进小砂锅，开了最小火。

冬冬这两天咳得厉害，我只能半夜来熬好，明天一早送回去。

我盯着蜂窝煤炉子蓝幽幽的火苗发呆，没听见脚步声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我吓得一抖，砂锅盖子差点掉地上。

转身，周卫东站在厨房门口。

“熬药。”

“什么药？”

“治咳嗽的。”我移开视线，“我......嗓子不舒服。”

周卫东走过来，盯着砂锅里黑黢黢的药汁看了几秒。

“就你这身子骨，**都不收。”他声音很沉，听不出情绪。

就在这时，我别在腰间的寻呼机尖锐地响起来，是卫生院值班室的号码。

我一把按掉，手心冒汗。

周卫东眼神一凛，盯着我鼓起的裤兜。

“谁呼你？”他问。

“打错了。”我关掉炉子，端起砂锅想把药倒掉。

周卫东盯着砂锅里的药汁，忽然问：“你儿子，几岁了？”

我心头一紧：“四岁半。”

他沉默了几秒，眼神暗了暗：“我要是没记错，你走的时候，是五年前的腊月。”

我攥紧砂锅把手，指甲发白：“那又怎样？”

他没说话，转身走了。

第二天一早我给冬冬送完药后，又回了周卫东家。

收拾厨房时，我听到餐厅刘玉梅的声音。

“不知道她的孩子是跟哪个野男人生的......”

我不知道自己想听到什么，只是一时间停下了手里的动作。

良久我听见周卫东冷冷的声音：“与我无关。”

我手指攥紧了抹布，粗糙的布料磨得掌心生疼。

突然寻呼机疯了似的震动起来。

是卫生所值班室，连续呼了三次。

我跑到巷口公用电话亭回过去，手抖得几次对不准插孔。

“林冬冬家长，孩子突然喘不过气，脸都紫了！必须马上转县医院！卫生所的车坏了，你得自己想办法！最好尽快，不然......”

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。

耳朵里嗡嗡的，像有无数只马蜂在撞。

我抓着听筒，一遍遍数身上的钱：二十三块八毛，加上周卫东给的五百，五百二十三块八。县医院押金至少得一千。还差......还差得多。

我翻遍所有口袋，连粮票都算上。

还是不够。

我转身冲进餐厅。

周卫东和刘玉梅还在吃早饭。

周卫东放下筷子，皱眉看着我。

刘玉梅用勺子慢慢搅着粥，像在看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

“周卫东。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，劈了叉，抖得不成调。

他看着我，没说话。

“你能不能再借我点钱，我要救我儿子。”

周卫东嗤笑一声音：“我凭什么借钱救你儿子。”

“因为冬冬，是你儿子。”